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处长袁文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审查共有34所学校向她行贿。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案，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隐蔽的腐败高发区”。据统计，去年以来落马的袁文、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向他们行贿的大学、专科高职、中专、中学等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行贿次数达数百次。（6月6日 中国青年网）
教育本该是一片“净土”，然在利益驱使下，学校“成群结队”送钱，官员“前赴后继”落马，着实让人心酸瞠目。安徽省教育厅则是典型的“重灾区”，几位官员落马前曾数十次、上百次收受学校贿赂，依靠“教育审批”这把令箭，坐收“渔翁之利”。
毕竟，在学校与教育厅之间，一直存在审批与被审批关系，一个省所有省属大中专院校的设立、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乃至一些学校教职工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调动，都要经过省教育厅审批，归口集中到几个处室审批。同时，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学校当企业、教育当生意”思维左右下，多一个招生指标就多一等学费等收入， 为了升本、多招生，必然助长学校的趋利心态。
如果相关审批皆在“阳光”下进行，一个学校的招生计划皆按照制度条例裁量，或许，教育厅的审批权不会沾上“铜臭味”。可偏偏，“立即审批，或是拖放一两年”也可成为自由裁量权，当监管缺位之时，审批人员必然想方设法放大手中的权力。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学校为了谋取更大利益，提着钱奔着审批官员而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目标很明确，就是指望审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己倾斜，花小钱办大事，自己多得好处。为了一个“示范高中”金字招牌，且不说学校，就连当地教育局也积极性高涨，千方百计找关系“开后门”，足以想象这些肮脏的“交易”。
显然，对那些沉陷于利益中难以自拔学校来说，谈奉献与教育未免有些奢侈，对审批权进行“手术“方能治本长效。应推动行政权力行使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压缩特权部门的裁量范围，同时加快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打破过于集中的审批模式，杜绝权力寻租，方能遏制腐败。（来源：瓷都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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