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的文化

酒海苍茫，谁主沉浮

酒是一个“圣物”，是一个带“血腥”的圣物。酒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几千年的酒史，是一部古代酿造技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优美的民间文学史。然而，又是一部地主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劳动人民饱受欺凌和奴役的剥削史、血泪史。如果说“长街恰付登瀛数，处处街头揭翠帘”是汾酒生产历史一度繁荣兴旺的写照，那么“甘露堂荒酿法疏，血汗枯竭酒人无”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汾酒生产必然走向衰落的真实记录。在那漫漫长夜的历史中，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桎梏下，闪耀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才的天才和智慧的古老奇花，如同我们伟大而多难的中华民族一样，备遭摧残，经历了多少的苦难的沧桑！只有在解放以后，党的阳光普照，枯木逢春，这部劳动人民的天才杰作才重新焕发她灿烂的光彩。

酒生产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酒生产的方式却是简单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更决定了生产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农民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交地租完税赋，农闲时节，还要从事手工业劳动，以抵偿借贷，或换回自用农具和必需的生活用品。酿酒就是这种手工业劳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封建土地占有者——地主，为了自己的享用，也在秋后，利用剥削的粮食，雇工酿酒，这两种情况虽然目的各异，但他们的生产方式都是分散的，季节性的，没有固定的酿酒处。几只大瓮，一具烧锅甑桶，一、二百斤粮食，就可进行生产。所谓“最是新年佳酿熟，逢逢铁鼓赛郎神”就道出了他们季节性生产的特点，以及小生产者利用赛神祭祀进行集市交换的情景。

生产设备的简陋，造成效率低、成本高，加之自然灾害对原料的影响，使生产者难以维持。特别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剥削，反动统治除非段的沉重税赋，使大批手工业者必不可免地遭到破产。据记载，清朝全盛时期杏花村有酿酒作坊200余家，而到清末民国初，就只剩下十几家了。“处处街头揭翠帘”的短暂的表面繁荣，很快被“甘露堂荒酿法疏”的萧条景象所替代。连以佳酿得名的杏花村都酿法荒疏了，可见这种萧条的普遍性和长期性。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酒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扩大，已经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自然经济起了解体作用，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以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为特征的、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技术分工较细的工场开始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酿酒作坊。在这样的作坊里，资本家根本不参加劳动，完全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如同大鱼吃小鱼。这就开始了相互间的排斥、倾轧、和咬打。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寇的铁蹄所至，使刚刚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备遭蹂躏，兴盛一时的酒生产饱受摧残，弥漫在华夏神州上空淡薄的酒香，逐渐消失。

“柜前一壶酒，酒工一身汗，东家发横财，工人筋骨断。”这首流行在杏花村地区的民谣，用血泪的语言，深刻揭露了地主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凶残面目和他们把财富的掠夺建立在工人尸骨之上的贪婪本性。在旧社会，造酒的人们备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世上三行苦，蒸酒、熬糖、打豆腐”。苦就苦在当时的酿酒作坊大多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既有旧式封建主对农奴的宗法式统治，又有新式资本家对利润饕餮式追求。它们结成一副沉重的枷锁，牢牢套在工人的身上。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酿酒工人受着非人的待遇，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酿成了许许多多的悲剧。马克思就是指出，资本家用资本赚取剩余价值，仅仅是“死劳动者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吸吮劳动才有生命，天噬的活劳动愈多，它的生命就愈活跃。”“世人都道汾酒美，神仙井水拌泪水。杯杯斟满伤人泪，何日盼得杏花回！”这就是旧社会汾酒工人对那吃人的黑暗世界的控诉。是他们从被压迫的最底层发出的震撼人心的呼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马克思主义这根阶段压迫和反压迫的红绳，贯穿着1000多年酒生产的漫长历史。那种尖税的阶级对立的景象目不忍视。

然而，资产阶段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从他们产生的那天起，就同时诞生了他们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埋葬旧世界，把一切剥削阶级连同产生他们的社会根源拥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客观规律。区区砖墙岂能阻挡历史年轮的前进。其实，在那些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里，造酒工人从来滑停止过同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只是斗争的形式因时而异，或明或暗或张或也罢了。

巍巍吕梁，美好的杏花村，不仅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精湛的酿造技艺，也记录了千百年来造酒工人的苦难和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当我们追溯古代“汾酒”的历史，吟咏有关杏花的诗篇，赞颂汾酒的甘馨、醇厚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忘记这火与剑的一页。

大自然和风拂面，人民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春天，从此结束了她充满苦难、悲怆和屈辱的历史。酿酒工人像冲破牢笼的苍鹰，直搏长空。终于在它们智慧和勤劳的结晶下，作为人民的珍品，从酒器里奔泻出来了，人民第一次欣慰地笑了。“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来别有天”郭老满怀激情的诗句，度度概括了解放以后造酒工人所发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改天换地的无穷创造力。酒香真正地弥漫在华夏神州。

文化艺术一旦回到劳动人民手中，就显出它固有的生命力。事实已经作了有力的回答：作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骏马奔驰，在名酒生产上攀登世界酿造科技的高峰，也能够使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充实、丰富，更有意义、更美。

文人骚客闹酒海

自酒类出现以来，人类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将士出征，文人写诗作画，家庭喜庆致贺，师朋之会都离不开酒。直至今天，饮酒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种活动中占有重要地全，我国古代文献及诗歌、小说、戏剧中，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酒的记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有人说，酒是英雄的伴侣，友谊的花束，胜利的凯歌。这话不无道理。单看一部《水浒传》，有多少英雄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武松喝了15碗酒上景阳岗打虎，就是一个典型，用他的话说，叫做“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朋友聚散，饮酒看花，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和“两人对酌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这样的佳句。酒自然可与友谊花束交相媲美，至凯歌报捷，祝酒庆功，一句“黄龙痛饮”就足以证明。

还在公元3世纪的三园两汉时期，酒就与许多大诗人，大文学家以及所谓名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以前，文人当然也饮酒，但比较明显地把酒当作解忧的“灵丹”，把无节制地豪饮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特别是把酒醉以后当作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兼诗人曹操有《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举起美酒高歌畅饮吧，人的生命是如皮短促；好像早晨的露珠，一会儿便枯竭了，下去的苦时光正多哩！虽然一时慷慨激昂，但心灵深处的忧患之思却难以忘掉，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只好求助于“酒仙杜康”。曹操这首诗可说是文人“借酒浇愁”的代表作，也生动再现了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气慨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接下来便是阮藉、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所谓“竹林七贤”。这些在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不仅喝得多，而且也醉得厉害。酒几乎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主要的特征。时人竞相效仿，影响很大。历史书上说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一斗酒酒有多少？各家说法不一。但看《三国志》说姜维死时，“剖胆如斗大”，以及“太白斗酒诗百篇”，“斗酒十千恣欢谑”的情形，八斗酒，怎么说出不会太少。阮藉则更有这样故事，说他“闻步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堂堂“名士”为了喝酒，不惜隶身卒伍，一醉而昏，也可算够典型的了。这些人为什么要嗜酒如命？有人说他们是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当时“实际的社会情势逼得他们不得不饮酒”，“不得不沉湎”。但是，我们说他们多少有点在逃避现实，甚至抱有宿命论的观点，也应该不算冤枉。还有那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是“性嗜酒”的。不仅喝酒，而且“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自己也动手酿酒。至于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酒的酷爱豪饮，就更是人所共知的了。李白少年出游，长期离开故土，他对自己的家乡是十分怀恋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档。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太原早秋》）特别是那首《首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表现出眷恋故乡故土之情，你再看：“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来琥珀光。但得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他乡。”（《客中作》“琼杯绮食于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只要有好酒，他便忘记了故乡所在，也不想回家了。杜甫也不亚于李白。他自己说，从十四、五岁便“性豪业嗜酒”；而且越喝越厉害，直至最后死于牛肉白酒。郭老作过一个统计：李白现存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170首，占16%强；杜甫现存诗文1400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郭老说：“当李白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也是他最糊涂的时候。”“因而他的好诗，多半是醉后作的。”这样说来，酒醉以后，岂不正是这伟大诗人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么！

在我国的诗歌中，到处可以看到酒的影子，到处可以闻到酒的醇香。有人作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酒，陶渊明不能安享田园之乐，李杜文章不会上天入地，宋词可能会交了白卷。

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诗人以酒酿诗，以诗喝酒，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由于用于“发酵”诗歌的“酒母”不同，每个诗人酿出来的诗，亦同我国名目繁多的美酒那样有千家风味，万种情调，令人叹为观止。故晋代陶渊明的“田园诗酒”，闲适而恬淡；又不乏酒的清芬；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酒”，是大漠里悲壮的豪情与欢歌；李白的“浪漫诗酒”，融旷达与豪迈于一炉子，映照出一个“醉魂归八极”、“啸傲御座侧”的自由、奔放的不屈性格；与李白同为“唐诗双璧”的杜甫，酿的大多是“民间诗酒”，与沼兴花雕一般，醉香中略带苦涩之味，大多都是因为渗透了他上悯国难、下痛民穷的一片苦心之故……

“酒能酿诗”，也是诗人们自己道出来的一种奥秘。“温酒浇枯肠，戢戢生小诗”；“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形册槁木因诗苦，眉锁愁山得酒开”；“酒肠无酒诗不流”、“一曲新词酒一杯”；“百岁光阴举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

“以诗喝酒”，是诗人们天生爱酒的缘故，以至有人评论诗酒文化时说，似乎是酒成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安石说：李白的诗“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其实，李白的诗，《乐府》之外，言女人者极少，言酒者固多。从李白留存下来的诗文中，大部分写到酒。他的许多直接写饮酒的诗，直到今天还为许多酒客吟诵不已，如“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等等，都是千古传诵的佳句。中国的诗酒文学，到了李白的手中，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以至皮日休惊叹说：“召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 ；惜哉千万年，此后不可得。”

诗意与酒情并存。诗人借着一壶酒，往往超脱了现实世界，酣醉之中，诗兴勃发，浮想连翩，平添了许多真情与童心，以至能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把酒言欢，创作出想象丰富、意象活泼的作品，无论是写唯美的小品，还是作豪迈的长歌；无论是倾诉离愁别绪言，还是抒发兴亡感慨，无数精采篇章，大多是酒后放歌而来。陆游那首有名的《红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就是如此，“世言九州外，复有大九州。此言果不虚，仅可容吾愁。许愁亦当有许酒，吾酒酿尽银河流。酌之一斛玻璃舟，酣宴五城十二楼。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织女织庆云，裁成五色裘。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却驾白凤骈斑虬，下与麻姑戏玄州。锦江吹笛余一念，再过剑南应小留。”这诗想象力之丰富，艺术手法这夸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堪称历代诗酒文学之冠。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受到社会的尊敬，饮酒周期诗成为风流儒雅之事，受到时人的羡慕，在各种社交场合，这种风气大盛。诗人李白、贺知章、张旭、崔宗之等经常在长安酒楼中聚会，饮酒赋诗，被誉为“饮中八仙。”杜甫为他们写下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诗中有“……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篷”的描写，可以想见当时众诗人饮酒中诗兴大发，挥豪作诗，高吟低唱的热烈情景。

在古代诗歌中，有不少还写出了当时的名酒名称，使我们对古代名酒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如王仲修“郢坊初进荼糜酒”，梁武帝“香浮郁金酒”，沈约“酿酒爱乾和”，庚信“方饮松叶酒”，岑参“五粒松花酒”，陆游“壶中春色松肪酒”，高九万“先生自酿松精酒”，王建“茱萸酒法大这册”，骆宾王“山酒酌藤花”，白居易“酥暖薤白酒”，“薄黄酒对病眠人”，李商隐“不劳劝君石榴花，”杜甫“芦酒多还酒”，李白“小槽酒滴真珠红”，“兰陵美酒郁金香，”苏轼“试开云梦羔儿酒”，丁仙芝“十千兑得余杭酒”，陆机“葡萄四时芳醇”等等。当然，诗人所到只是部分名酒，但从这些描述中足可看到我国酿酒技术的高度发达。

酒后吐真言

宋公明被发配流徙 ，来到浔阳楼上，多喝了几杯酒，不觉沉醉狂荡起来，竟在壁上题起诗来：“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醉后题的这首“反诗”，无疑是他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酒后吐真言。”

酒，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抑制人的某些大脑神经，喝得稍多一点，便容易使人的言谈失去克制，话越说越多，越说越随便，一些久埋在心底的话，此刻也可脱口而出。说酒话时，可能语无伦次，但多为真言。即使“多诈”的曹孟德，在与刘备两人青梅煮酒论英雄时，喝着喝着，也终于喝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真言来了。酒，确能使人言平素之所未言，在醉得可以的时候，慢慢敞开心扉，吐露最隐蔽的心曲，真情毕现。

俗话说：“言多必失。”酒喝多了，话说多了，难免酒后失言，冲撞他人，或被视为“犯上作乱。”在封建专制时代，因酒后讲了真话，最后惹来祸水的，可谓屡见不鲜。南宋时期的陈亮，才华横溢，蜚声词坛，只因一日与人饮酒，醉中骊为大言，颇犯上，被人告到刑部，竟被打得体无完肤。唐朝的刘文静，当年曾与李世民一起打过江山，有殊勋，唐初时当了刑部尚书。由于他平时对任尚书左仆射的裴寂不满，一次与其胞弟饮酒之中，趁着酒兴，大发怨言，甚至拨出佩刀直砍房柱，说：“当斩寂”这话竟被他的一个失宠之妾告发，最后兄弟二人落得个身首异处。

正因为这样，有人对饮酒显得特别的谨慎，甚至下决心戒酒。春和时期的政治家、齐桓公的上卿管仲，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湛于乐者洽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有一次齐桓问他为什么不饮酒，他说：“我听说酒喝到肚子里，舌头就会失去控制，话就会多起来，话多了就会说错，说错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最后管仲说：“臣计，弃身不如弃酒。”

最可悲的说，“酒后吐真言”这一特殊的生理现象，在封建专制时代，被一些人用于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图谋取。因为酒能醉人，几杯下肚，酒力使人层层卸甲，裸现真心，于是有人便专用酒为试探人心，刺探军情，作为“攻心”的法宝之一，曾经导演出许多令人心惊胆颤的活剧。

话说回来，虽然历史上有过因“酒后失言”，触犯了什么忌讳而获罪，但也大可不必提倡“弃身不如弃酒”。酒后吐真言，是醉酒的一种自然反应，这时人的思想和情感，也会脱离理性、礼教或利害得失之羁绊，自由自在地驰骋起来，使人平时不能公开表达的内心矛盾自我披露出来，显示出一个真实的灵魂，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西刘伶做过一篇《酒德颂》为醉酒大喝赞歌：“兀然而醉，豁尔而醒”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纵意所如”，便是说真话；“无思无虑，”就是没有任何顾忌，当今颇有声望的杂文家老烈也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篇近于“游戏之作”的杂文《三杯过后》。他也说，饮了酒，精神亢奋，无法控制自己了思想感情、语言，一下子把肚子里的隐秘都抖了出来，总比不说真话，装模作样，口是心非要好。他抨击“假道学”，颂扬“真名士”，提倡“吐真言。”

然而，也必须记住，酒后未必都有“真言。”有的人灵魂倘有‘妖精’，此刻释放了来，反成祸害。所以，自然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血管里流出来的便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便是水。

有一位诗人珍视这样的“酒后真言”：像烧红了的火炭似的酒滴一经入喉之后，曲曲弯弯的肠子就渐渐伸直了，僵硬的面部肌肉也松弛了，整个灵魂随之光亮起来。话可能比较多，但常常有异彩，话里有诗，有奇妙的童话，有深刻的哲理。当然，也有像车轱辘一样不断重复的唠叨。但都很美，很可爱，因为真诚。